主题 : 四川客家的姓氏与宗族（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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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客家的姓氏与宗族（网转）

姓氏、宗族、宗祠、族谱是研究解读四川客家历史、宗族社会及其文化的核心内容。如欲深入了解四川客家，不能不对四川客家的姓氏与宗族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一、四川客家姓氏

(一)四川客家姓氏概况

客家人人川始于清康熙，而盛于雍正、乾隆时，繁衍至今已有三百年左右，分布在巴山蜀水各个角落。有关清初以来四川汉族姓氏之记载，虽散见于各市县之方志，但遗憾的是内中尚无一专论客家姓氏者。现根据近年来对成都东山客家姓氏调查所得，并参照现已发表的各类相关调查报告作一综合介绍。

根据调查统计，迄今已知的四川客家姓氏有：张、刘、李、王、陈、林、曾、钟、黄、周、谢、何、杨、朱、罗、叶、吴、范、廖、白、冯、邓、江、冯、彭、邹、魏、薛、萧、董、胡、巫、万、袁、郭、徐、卢、付、黎、温、翁、许、孙、欧、宋、蒋、苏、余、史、邱、练、骆、蓝、熊、孔、古、缪、龙、庄、卓、梁、程、蒙、包、佘、赵、汤、徐、马、唐、童、丁、施、颜、文、郧、高、贺、石、崔、田、常、谭、夏、秦、沈、向、乔、杜、易、毛、岳、任、孟、焦、陆、陶、韩、康、席、华、饶、焦、艾、尤、孟、邝、穆、贾、顾、柳、官、汪、聂、侯、费、艾、鲁、章、俞、庞、钱、邵、尹、曹、伍、吕、方、涂、姜、霍、段、葛、邝、庞、潘等，计l36姓。若进一步调查核实，其；最终姓氏估计可达l50位左右。在这批姓氏中，名列前20位的大姓有：：张、刘、李、王、陈、曾、钟、林、黄、周、杨、谢、朱、罗、叶、吴、范、冯、廖、赖。：据有关报纸报道，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排名前20位的大姓依次为：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两相比较，四川客家前20位大姓中竟有l3位姓氏与之相同，其比例高达65％。

1．川西平原地区客家姓氏

川西平原是四川客家的最大聚居区和迄今客方言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其地域乃包括了今成都市所辖的各区、县、市，外及今德阳市所属各市县。在该一区域中，客家的分布和方言的保存情况大致可分为二类：一类系以成都东山客方言岛为代表，另一类则指该方言岛以外的各市县。前者为客家的主要居区，境内的客家人至今仍****方言；后者为客家人和湖广人的杂居区域，那里的客家人现已大多不讲客家话或只在对家庭成员的称谓中还程度不等地有所保留。

根据调查和了解，已知的成都东山地区客家大姓有：张、刘、李、黄、曾、陈、钟、王、周、吴、何、朱、罗、叶、范、谢、杨、白、冯、廖、薛、邓、顾、萧、董、卢、胡、邹、魏、彭、徐、卓、余、袁、江、付、郭、万、阮、蓝、骆、巫、甘、古、黎、练、蒙、郑、孔、温、蒲、邱、严、苏、赵、游、熊、庄、宋、方、余、史、施、欧、童、许、缪、官、梁、程、马、孙、洪、包、邝、庞、华等，总计77姓，若再深入查找，估计最终可达l00个姓氏左右。

根据对部分乡镇农村常住人口的数字统计(未包括配偶)，和对其余乡镇的摸底调查，在成都东山的客家姓氏中，人口在3万至7万的有张、刘、李三姓，2万至3万的有陈、曾、钟三姓，1万至2万的有林、廖、王、-周、叶、罗、范七姓，5千至l万的有谢、杨、何、白、邹、吴、朱七姓，2千至5千的有赖、冯、江、彭、董、袁等姓。

以上乃是就整体情况而言，若从单个姓氏来看，我们不妨以下述诸姓为例以观其貌。

张氏张氏是东山客家中的首姓，人数约在7万人左右，支系复杂，分布甚广。他们主要聚居在龙潭、圣灯、保和、十陵、西平、黄土、义和、文安、同安、万兴、木兰、石板滩、合兴和福洪等乡镇，已知支系近30支。其中，最大支系有大梁、大柱、大用公支和运球、子仁公支。

大梁、大柱、大用三公系兄弟三人，原居广东长乐(今五华县，下同)，雍正五年(1727)经由贵州人川，乾隆元年(1736)经三迁后落业于今新都区石板滩镇集体村。后大柱公分迁至郫县犀浦齐家桥立业，大用公则迁西河镇。如今，子孙后裔广布于成都东山的10余个乡镇，总人数至少在2000以上。

运球公和子仁公支，在入川前本属于同一大家族，两者在人川前后的前三代的字辈排行完全一致，仅人川前居地和人川时间、迁徙路线等各不相同。前者在入川前乃经由了从广东长乐迁江西上犹定居，尔后又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从江西上犹人川，最后落业于成都东山文安镇。迄今后裔主要聚居于文安、福洪、黄土、洛带、同安、洪河等乡镇。后者子仁公支则于康熙时由广东长乐直接人川，今后裔主要聚居在三圣乡万福村，繁衍至今，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大姓。

刘氏支系尤繁，多寡悬殊，总人数约在4万至5万人之间。主要聚居乡镇有洛带、西河、黄土和石板滩镇，内中仅西河镇即有近4000人。除此，在十陵、西平、木兰、泰兴、保和、龙潭和福洪等乡镇也有不少分布。在这些乡镇中，其典型的聚居村落有：西河镇东风村和卫星村、黄土镇大同村、十陵镇太平村、洛带镇宝胜村、石板滩镇新农村等。他们多来自广东，尤以五华、兴宁二县为甚，次为江西赣南，还有的自称湖北麻城。

石板滩镇新农村刘氏，原籍广东长乐，人川始祖为可玉公之妣张氏。康熙末由张妣携六子上川，后分成四大房。至l949年为止己发展成一大家族，时有良田干亩，子孙繁庶，今后裔乃散布于石板滩、龙潭、木兰、泰兴、合兴、柏合等乡镇。

黄土镇大同村刘氏属西珍公支，原居广东兴宁县，康熙时兄弟四人同赴西蜀，初落业于四川隆昌县之南，后仅西珍公只身复迁于黄土场外，生有六子分成了六大房。至清同治时，己繁衍成22支，人数逾千，并散居于黄土、洛带等周边乡镇。

洛带宝胜村刘氏，康熙末从江西安远县上川直徙于当地，因世代擅长舞龙而闻名于周边乡镇，并被乡人亲切地称之为刘家龙，今之洛带镇每年正月十五举办的盛大的西部客家火龙节即由此演变而成。该支刘氏人数不多，但其盛名却在当地的其他客家刘氏之上。

李氏系成都东山客方言区的第三大姓氏，支系仍繁，总人数约在4万至4．5万之间。他们主要分布在龙王、龙潭、木兰、三河、泰兴、石板滩、合兴、福洪、义和、黄土、同安等乡镇，其中仅在龙王乡即有3100多人，即占全乡总人口的7％。其典型的聚居村落有：龙王乡龙安村、泰兴镇观东村、石板滩镇马家村、三合镇繁阳村、义和镇西江村、同安镇郑家村等。内中，较大的支系有茂常公支和从升公支。

茂常公原居广东长乐县锡坑，生有三子名盛魁、昌魁、珍魁，康熙五十七年(1718)八月二十三日动身上川。初落业于四川潼川府(今三台县)，后复徙石板滩镇马家冲。珍魁公房繁衍至今已有十四代，后裔大多聚居于石板滩、义和、龙潭和黄土等乡镇。

从升公字帝简，广东长乐人，雍正五年(1727)上川，初落业于四川隆昌县，后迁新都区三河镇。今后裔乃散布于三河、木兰、龙潭、石板滩、青龙、大丰、义和等乡镇。

曾氏系东山客家中的大姓与望族，支系繁杂，多寡殊异，总人数约3万人左右。他们的最大聚居地在姚渡、泰兴二镇，次为石板滩、木兰、龙王、十陵、西河、同安、龙潭、洛带等乡镇。其进入东山地区的历史，早可上溯于康熙中期，晚则至乾隆末，且多系曾氏的入粤重要传人志诚公之后裔，内尤以来自广东长乐、兴宁两县者为甚，繁衍至今一般都在十三四代，少者也有十一二代。

姚渡镇的曾氏家族是该一姓氏中的杰出代表与楷模。谱牒表明，他们的人川始祖为曾宪让、字克让，广东长乐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上川，落业于金堂县务农，至第四代曾秀清时方于姚渡创业，迅速崛起，并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被誉为西部客家第一寨的曾家老寨等建筑群。从此人文蔚起，人才辈出，富及川西。不仅如此，更可贵的是，在致富后还重教兴文，爱国爱乡，全力支持办学(详后)，为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以来四川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黄氏主要分布在木兰、龙潭、保和、石板滩、文安、长安、洛带等乡镇，其中仅在木兰乡就有3000余人，稍次的福洪乡也有2600余人。已知的较大支系有开来公支、成韬公支和淑月公支。

开来公原籍广东龙川县，康熙末上川，直徙于今木兰乡长林村七组落业，后死葬于此。2000年初夏笔者在当地调查时得见，其乾隆四十七年刻立的墓碑尚存。该一支系繁衍至今后裔上千，他们乃主要散布于木兰及其周边乡镇，长林村的村名亦即因其祖屋后原有一茂密的长林盘而得名。

成韬公系龙川县田心约人，雍正十一年(1733)，成韬公32岁时与妣携一男、一女上川。先后在同安镇谭家沟和洛带镇泉水沟暂居，最后落业于福洪乡解放村模木沟，并建有宗祠一座。今后裔主要聚居于福洪、文安、长安、青泉等乡镇，成为散布于龙泉山内外的又一大支系。

淑月公原籍江西龙南县上荣堡人，雍正初兄弟俩一同上川，后淑月公于雍正六年(1728)买得今木兰乡江西村殷姓田土一处，并兴修了大蓄水堰一个，乡人呼之为黄江西大堰，加之族人在村内甚众，后江西村也即由此得名。

自氏在成都东山客家姓氏的排名中，白氏约在十五至二十位之间。他们原居广东和平县，并尊祥贵公为人粤始祖，最早人川者系祥贵公的第九世孙日康公，时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历雍正、乾隆，先后迁入的支系达五六十支，且多系其字辈。入川后他们散布在成都东山以文安、福洪、长安、黄土为主的十余个乡镇，大分散小聚居，总人数约有5000余人。和别的东山客家姓氏相比，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均来自和平县，并系祥贵公之后，字辈排行统一至今未乱，这在东山客家姓氏中尚未多见。

巫氏在东山客方言区中，已知支系主要有三，他们分别散居在洛带、石板滩、大面、龙潭、西平等乡镇。除此，在今简阳市的贾家和高明场等地，也有二支分布。以上各支合计人数近3000人，排名约在二十五位之后，且均系隋末唐初时福建宁化石壁开山祖之一的巫罗俊之直系后衙。

居住在古镇洛带下街巫氏大夫第内的巫氏后裔，原居广东长乐龙潭墒，雍正十三年(1735)，由其始祖锡伟公与兄锡俊公一道入川，先居今重庆市所辖之荣昌县大草坪，后复徙永川市王家坪，并生有六子。继后，由第二子作江公只身到洛带创业，余皆留居永川。

庞氏系成都东山客家中众多小姓中的一个，其主居地在天回乡的向海、长胜、红星、万圣、大湾等村，现有人口不足200。其余在新都区的三河、大丰二镇，仅有l00人左右。他们原居广东长乐县，乾隆中期上川，人川始祖为兴才公，后生五子分成了五大房，并在向海村内建有宗祠一座，繁衍至今已历十代。

练氏是东山客家中的又一小姓，他们集中分布在龙泉山腹地的万兴乡大石村一、二组，隔沟相对，宗祠建在二组境内，现有人口不足400，而其所在的山沟亦即谓之练家沟。他们的入川始祖为作达、作敏二公，原籍广东，人川时间似在雍正末乾隆初。后作敏公迁居温江县，唯作达公留居万兴，繁衍至今已有十一二代，道光时因族中出了个翰林，且宗祠内至今仍有金匾为证，故族人一直引以为豪。

除庞、练二姓外，已知的东山客家小姓还有甘、史、古、许、孙、马、蒋、洪、龙、官、孔、宋、童、欧、缪、余、黎等，其人数多在500以下，更有甚者尚不足百人。

除东山客方言区外，在与其毗邻的川西乎原的双流、新津、邛崃、蒲江、彭州、大邑、崇州、温江、郫县、都江堰、金堂、广汉、德阳、罗江、中江和什邡等市县也有不少客家分布，只是囿于他们长期与湖广人杂居，现已多半不讲客家话了。在这些市县中尤以金堂县最为典型。据不完全统计，该县境内现有客家近2万，并主要集中在官仓、云绣、黄家、三溪、五凤和白果等乡镇，聚族而居。已知大姓有刘、周、碾、李、黄等，且有的至今还讲客家话。

2．川中川南地区客家姓氏

川中川南地区是四川客家的又一重要聚居区和集散地，其地位仅次于成都东山客方言区，该片区乃包括了今内江市、自贡市、宜宾市、泸州市所属各市县，兼及今眉山地区的部分县。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客家人最先进入四川定居的地区是川东和川南地区。

(1)隆昌、荣昌、永川片区。这是原川南地区客家人口最为集中和迄今仍保留有客方言岛的为数不多的片区之一，同时也是入川客家的重要集散地。例如，现存谱牒表明：成都东山客家中的洛带镇巫氏、黄土镇刘氏和余氏、石板滩镇的张氏、三圣乡的李氏、合兴镇的骆氏等，都分别在此短暂居住过，尔后才陆续进入东山客方言区定居的。

据民国二十五年版的《隆昌县志》载，当时全县的汉族姓氏计有l87个，而名列前五位的大姓分别为郭、张、黄、李、蓝。但延至1985年时，全县的汉族姓氏己增至437个，这些新增之姓氏大多是后来迁人隆昌的。在这些姓氏中，有多少姓氏为客家人?至今难以作出准确的回答。综合现已披露之资料(特别是族谱)，迄今已知的隆昌客家姓氏有：曾、钟、张、黄、李、刘、蓝、周、邹、王、叶、何、魏、陈、林、梁、郭、郑、谢、戴、余、徐、巫、邓、程、罗、骆、颜、杨、薛等，而大姓则有曾、钟、周、黄、张、李、蓝、谢、薛，内中尤以曾、钟二姓为甚。

以钟氏为例，仅付家桥一地即有上千人。谱牒表明，该支钟氏的入川始祖为汝崇公，原居广东，雍正八年(1730)时，公携三子取道贵州入川，初落业于隆昌乐只乡罗家坡龙门口，后除第二子涌列公移徙四川自流井外，其余二大房后裔皆定居于本县的付家桥、圣灯、龙市、徐家、响石、百荆冲、天宫堂、鹰嘴石等地，繁衍至今已历十二三代。另一支钟氏则定居于卢家滩，入川始祖为庆先公，历经艰难创业，至三世祖文誉公时已置有田业三千余亩。

除钟氏外，见于谱牒记载的大姓望族还有：由广东长乐入川的曾文高，后置业于雷家冲，并拥有契田千余亩；雍正元年(1723)时，由广东潮州府迁于隆昌周兴场宋家坝落业的吴子康，至三世祖兰道公时，已置田万顷成为当地有名之巨户；又据仰山庙民国《谢氏族谱》载，其人川始祖洪旺公乃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落业于隆昌滴水岩，白手起家，备受艰辛，然至第四代时，计有老业800石、新业l000余亩、辟田60顷，同样成了当地有名大户。

此外，见于谱牒记载的落业于隆昌的其他客家姓氏还有：康熙五十年(1711)，从江西龙泉县(今遂川县，下同)迁人的梁子升；康熙五十七年(1718)，从广东迁入的李建业；同年，从江西龙泉县(今遂川县)迁入的梁日升，从广东长乐迁入的蓝乔锦、蓝美锦，从福建永定县灌洋乡迁入的林宗汉；康熙六十年(1721)，从江西长宁县迁入的谢明康、谢梦林，从广东兴宁迁入的彭达梦；康熙六十一年(1722)，从江西龙南县迁入的徐大亮和从广东长乐迁入的黄志久；雍正元年(1723)，从广东长乐县迁人的陈润吉；雍正二年(1724)，从广东长乐县牯牛窝迁入的戴祖绅之妻刘氏；雍正四年(1726)，从广东兴宁县迁入的林文桂、余汝彰、薛胜先；乾隆七年(1742)，从广东兴宁县迁入的曾仁里、戴惠麟；乾隆十四年(1749)，从广东兴宁迁入的魏明彩；以及康熙、乾隆时，从广东海阳县迁入的曾贵亮和从长乐县迁入的周氏各宗支等。

荣昌位于重庆市西部，并为其所辖，东傍永川市，西贴隆昌县，地处丘陵，历史上一直以农业为主，同时也是原川东南地区又一重要的客家聚居集散之地。有关当地客家姓氏、迁入时间、分布及现存状况，黄石声等在《荣昌的客家移民》一文中称：客家人进入当地的最早时间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系由广东梅州进入荣昌的安富场。继后历经康熙、雍正至乾隆，境内各乡镇均有客家散居，并在盘龙镇形成了一个今重庆市所属各市县中最大的客方言岛。据悉，该镇现有78000多人，内有30000多人系客家。上述客家主要聚居在古墙、莲花寺、三合、兴隆、长岭、石田、大建、白鹤寺8个村。从姓氏看，石田村有周、李、颜、黄，大建村有李、张、黄、马、叶，白鹤寺为李、张二姓。此外，见于文载的荣昌客家姓氏还有：林、何、邓、刘、巫、罗、杨、卢、马、古等。

(2)地处沱江中下游的内江、资中、简阳等市县。流经四川腹地的沱江流域是连接川西、川南地区的天然纽带，同时也可称得上是入川客家的母亲河，因为在其从西向东流经的金堂、简阳、资阳、资中、内江、富顺、泸州七市县中均有客家分布，且其中的内江、资中、资阳、简阳四市县还是客家的重点杂居地。与此同时，沱江还是入川客家由川南、川东向川西移徙的重要走廊。例如隆昌《谢氏族谱》即载，其入川始祖明贤公，从江西长宁人川后，先是定居隆昌。继后，诸子闻言成都平原比叙州府隆昌县好，为谋求发展，又从隆邑经沱江上溯至川西，或佣工、或佃耕，最后落业于双流县窑子坝(今太平镇)。足证。

关于境内客家的分布、姓氏和客方言的现存情况，崔荣昌教授早年曾做过调查并指出：内江的客家主要集中在境内郭北区的永东乡、永西乡和太华乡，且后者至今还存在着一个客方言岛。综合各有关资料，已知的客家姓氏有：康熙十年(1671)，从福建汀州迁入的曾一达；康熙二十七年(1688)，从福建上杭迁入的廖氏；康熙三十一年(1692)，从广东长乐迁入的余氏；康熙四十九年(1710)，从广东乳源迁入的李氏；康熙六十年(1721)，从福建长汀迁入的刘氏；雍正二年(1724)，从广东兴宁迁入的廖氏；雍正三年，从广东龙川迁入的杨氏；雍正五年(1727)，从广东永安迁入的陈绣尧；雍正六年(1728)，从广东长乐迁入的汤氏；雍正十二年(1734)，从广东长乐迁入的胡氏；雍正十三年(1735)，从福建武平迁入的林氏；雍正时，从广东龙川和福建武平迁入的钟氏；乾隆十八年(1753)，从福建武平迁入的邱氏；乾隆十九年(1754)，从福建汀州迁入的钟氏等。另据在成都东山调查时得见，有的客家来自内江，如万兴乡钟氏，原籍广东长乐，康熙五十五年(1716)迁入内江，五年后方迁至万兴居住至今。又大面镇的钟氏，也是自内江东乡场杨柳桥迁入。

资中县位于内江市西北沱江之滨的成渝铁路和高速公路线上，西与资阳市相交．是四川境内有名的农业大县，今隶内江市所辖。有关清初以来境内的居民构成，民国《资中县志》卷八《风土志》称：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按：指明代遗民)，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闽、赣、粤籍大多都清代迁来，并主要居住在球溪、铁佛二区，另在罗泉镇也有一定分布，且有的至今还讲客家话。

1997年出版的《资中县志·人口志》乃收录了包括客家在内的230多个姓氏。而有关境内客家姓氏的较为详细的情况，在王纲的《四川清代史》中有如下精辟的论述：客民多大姓，粤人以林、钟二氏为盛，朱、陈、黄、潘次之；闽人以廖、张、李三姓为盛，彭、吴次之；赣省以袁、李二姓为甚，孙、罗次之。与此同时，见于谱牒记载的客家姓氏还有：乾隆时，从广东龙川县下塔迁入资中球溪镇的巫道麟和从广东长乐县油田约迁入的巫俊堂；康熙五十五年(1716)，从广东龙川迁入的崔氏；以及雍正、乾隆时，从广东迁入的周氏(主系仁德公后裔)等。

简阳市地处龙泉山脉西侧的沱江中上游，北与川中丘陵区相连，东邻资阳市，是四川境内人口超百万的农业大县。尽管客家主要聚居的原县属之龙泉驿区和洛带区，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先后划归成都市所辖，然境内的客家迄今仍为数不少，并主要分布在贾家区、三岔区所属之乡镇，另在养马、石桥、三星、禾丰等区也有少量分布，但确切人数不详。境内已知的客家姓氏有：钟、张、刘、陈、李、王、周、巫、黄、王、谢、魏、朱、付等。

威远、仁寿、自贡、富顺四县市，是川南客家的又一杂居区，例如在清末戊戌变法中遇难的被称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1861～1898)即系富顺客家人；而自诩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1879～1943)也是自贡客家人。

除以上片区外，客家人在今宜宾市所属各市县中也有一定数量分布。以地处最南端的筠连县为例，调查显示该县客家人的主要聚居乡镇和村落有：筠连镇星星村、莲花村、前丰村、堡合村，巡司镇红星村，腾达镇吴家场和沐爱场等。已知姓氏有：郑、朱、廖、温，余为钟、曾、李、刘、范、陈等，总人数约8000人。内中，郑氏原系广东长乐县人，康熙年问兄弟七人人川迁入当地，繁衍至今已有3000多人。廖氏来自广东和平县，乾隆十三年(1748)迁入，现有900人。黄氏原籍江西龙南县，乾隆五十八年(1793)迁入。朱氏原籍福建武平县中赤村，乾隆二十四年(1759)迁入，现有2500余人。温氏原籍广东长乐人，乾隆六年(1741)迁入，现有400余人。钟氏乾隆二十五年(1760)，从广东长乐县迁入。曾氏仍系广东长乐人，乾隆七年迁入。李氏福建上杭县人，迁入时间不详。范氏原籍江南丰城，乾隆末迁入。刘氏原籍江西金溪县人，清初迁入。

3．川北地区客家姓氏

川北地区是入川客家的又一重要集散地，其地乃包括了今南充、广安、绵阳等地市所属各市县。该一片区的客家人基本上是沿长江入川后再自川东迁入的，尔后大多就地落籍，余再折西复迁至成都周边或川西南的西昌等地。仪陇、三台两县则是川北地区的代表。

仪陇县地处川东北的嘉陵江畔，北与巴中、阆中相交，西南与南充市相对并隶之。这里是川北有名的客住县，素有川北客家第一县之美称，同时这里还是尊敬的朱德元帅和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的故乡。

据当地人士的初步统计，境内现有客家约30万人，他们都来白广东韶州的乳源、乐昌一带，相互之间均为亲戚。客家人自进入仪陇后，历经三百年之繁衍，如今乃广泛分布于铁山、柳垭、三河、龙桥、日兴、双庆、凤仪、马路、福临、五福、双盘、铜鼓、化马、三蛟、九龙、大寅、文昌、永乐、磨盘等二十九个乡镇。主要聚居乡镇则有马鞍、乐兴、丁字桥、周河、石佛、杨棚、芭蕉、大丰、碧泉。在这些聚居区中，客家人乡音未改，民俗犹存，故此成为川北地区现存的最大的一个客方言岛。

迄今的调查表明，已知的仪陇客家姓氏约有20多个，他们是朱、饶、陈、张、许、潘、丁、吕、林、郑、罗、杨、邓、彭、梁、王、萧、莫、余、缪。其中，陈、张、许、林、郑、罗、杨、邓、彭、王为万人以上大姓，潘、丁、钟、梁、莫等，约在500010000人之间。

在这些姓氏中，有名的大姓当数朱、丁二姓。

朱氏为仪陇首姓，人数众多，宗支复杂，影响巨大，且涌现出了像朱德元帅这样的一代伟人(详见本书《朱德元帅传》)。据清同治七年(1868)续修的《朱氏宗谱》载，朱德元帅的祖籍为广东乳源县龙溪人氏，先祖世耀公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上川，初落业于广安州龙台寺，生子五：承先、开先、澜先、满先、文先，后卒于当地，由祖妣林氏携幼子文先公复徙仪陇大屋基。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又徙本县马鞍桥佃许姓田耕种，最后才定居于马鞍场大湾。由此生息繁衍至今已历十余代，而朱德元帅即系世耀公的第八代传人。而世耀公的其余四子，则分别散居于仪陇周边的广安、蓬安、营山、渠县等地，成为当地客家中的一支。

丁氏原系福建上杭县朱市街人氏，后迁广东乳源县扶洞乡落业。康熙时，由第九代祖妣刘氏率四子人川，初居合川县康家洞(今属重庆市)。雍正二年(1724)复迁仪陇马鞍轿顶山坎下，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由此致富。至清末时，已拥有田产2500多亩、山林7000余亩，常年佃户500余家，每年收租1300多担、收佃钱l 000多吊，另还开有酿酒、制糖作坊、布庄和钱庄，堪称仪陇客家之首富。

三台县位于绵阳市南部的涪江之畔，西与中江、东与盐亭县相连，现隶绵阳市。现有资料和谱牒表明，客家人进入当地的时间，始于康熙末，止于乾隆时，方式有直徙和辗转迁徙两种。自那以来，历经十余代人的繁衍，至今当不少于20余万。他们散布于县之全境，并主要集中在潼川镇(县治治地)、芦溪镇、西平镇、景福镇、安居镇、刘营镇、新生镇、古井镇、乐安镇、金石镇等。境内已知的客家姓氏有：李、张、陈、吴、谌、艾、邱、谢、蔡、萧、钟、曾、刘、王、林、蓝、赖、杨、唐、涂、朱、罗、范等，内中尤以前五位姓氏人数最多。究其来源和迁入三台的时间，赖氏祖籍广东长乐，雍正十二年(1734)徙居三台三道河和石板河。蓝氏祖籍广东平远，雍正时上川进入中江，复迁三台古井坝。谢氏祖籍广东平远，乾隆四年直徙三台星日乡(今西平镇)。萧氏仍系平远人，乾隆六年(1741)迁入。林氏祖籍广东长乐，康熙末徙居江西龙泉县(今遂川县)，入川后先居资中金紫山，乾隆十三年(1748)复徙三台金池寺落业。陈氏祖籍福建漳平，乾隆十七年(1752)上川，先后落业于南充、遂宁两地，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方迁三台柳林坝定居，成为县境有名大姓。另一支曾氏，则于乾隆时从广东河源迁至三台的葫芦溪。张氏广东平远人，人川后先居中江，后转徙于三台、射洪两邑间。

4．川西南地区客家姓氏

西昌市地处富庶的安宁河畔，秦汉前为古邛都国地，今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所在。调查表明，客家人乃主要聚居在安宁河谷的西昌黄联关镇的鹿所、石坝、新镇、东坪、大德五村和中坝乡的大树、大中、麻地等村，两地隔河相对，南北长约10余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现有客家近万人(未包括配偶)，他们中的多数至今仍讲客家话，由此被学界称之为西昌客方言岛。除此，在方言岛北面的西溪、经久，南面的黄水塘、阿七，西面的佑君等乡镇也有零星分布，只是后者现已基本不讲客家话了，仅在对父母等的称谓中有的至今还保留着客方言之特定称谓。在这个客方言岛中，已知的客家姓氏有：刘、黄、张、赖、谢、林、蒋、李、周、袁、巫、骆、杨、蓝、邹、叶、邓、钟、曾、罗、余、欧、王、吴、赵、陈、葛等，内中人数较多的姓氏有刘、黄、赖、蒋、张、周、骆、袁、邹、林。在方言岛以外的客家中，除上述诸姓外，另还有谌、史等姓。

西昌客家现存的谱牒和碑刻表明，他们几乎都来自广东，内中尤以龙川县迁入者居多，如黄、刘、谢、骆等，这是值得研究的。次为长乐县，如东坪村二组的张氏、石坝村二组的蒋氏和六组的周氏、林氏等。更有意思的是，家住石坝村六组的林世祥老人，为告诫子孙勿忘其根，乃特地在神榜上写明，他家系自广东省嘉应州长乐县西林坝竹子市泥华嘴林家堡起祖，入川始祖为林相友。此外，还有来自兴宁等县者。在移徙方式上，部分系从广东原籍直徙至西昌，如黄、林、谢、骆、蒋、刘等姓。其余则分别从四川内地及周边地区迁入，如石坝村二组的张氏系自三台县迁入，大德村二组的钟氏则自成都市龙泉驿区迁入，大中村的赖氏乃自邻近的德昌县迁入。在迁入时间上，客家人进入西昌的时间似乎较内地为晚，如据笔者调查迄今有据可考的最早进入当地定居者乃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他们是家住新镇村和大中村的黄晋成和黄燕成所属后裔；晚则可至道光时。

(二)四川客家姓氏的基本特点

1．姓氏较为单一，大姓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复姓甚少

据有关专家统计，我国汉族的常见姓氏发展至今已有3000多个，与之相比，今之四川客家的姓氏尚不足150个，即还不到二十分之一，若再以常见姓氏而论就更微不足道了，也就是说一般都未超过50个，其姓氏之单一由此见一斑。其次是大姓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以成都东山客方言区为例：迄今的统计表明，名列前十位的姓氏依次为张、刘、李、黄、曾、陈、钟、王、周、吴，合计人口约30万，即约占东山客家总人口的50％。次则再从个案来看，前己言及成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和新都区是东山客方言区的腹心所在，为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以上四区中各择一客家主要聚居乡镇作比较。根据l999年底的统计：当时成华区龙潭乡的农村总人口为40637人，而乡内前十大客家姓氏的人口(不含配偶，下同)为28730人，也就是说其比例占70．7％；龙泉驿区洛带镇的农村总人口为18106人，而前十大客家姓氏的人口为9836人，比例为54．32％；青白江区福洪乡的农村总人口为27125人，而前十大客家姓氏的人口为15168人，比例为55．91％；新都区石板滩镇的农村总人口为27780人，而前十大客家姓氏的人口为20979人，比例达75．55％，这和前述的成都东山客家前十位姓氏的人口之比基本接近。以此推之，四川客家前二十位大姓的人口之比，当不会低于全川客家总人口的50％，也就是说估计当在100万～l50万人之间，基于各地大姓人多势众同姓相扶、相护，其地位亦即由此奠定。继之，四川客家姓氏的另一显著特点是缺少复姓。

2．支系复杂，大分散、小聚居，并由此产生出若干与其姓氏有关的聚族而居的小地名

以下试以周、史、姚三姓为例以资说明：周氏是四川客家中的大姓，已知情况表明，四川客家周氏均系宋末时入粤始祖仁德公之后裔。从谱牒记载看，周氏家族的最早入川可追溯至明万历时，然绝大部分族人则是在康、雍、乾三代从广东等地迁川的，迄今已知的入川宗支即有二十八派三百余支。其分布范围，北起巴中、南充，南至自贡、宜宾、泸州，西至成都平原诸市县，东抵壁山、重庆、达州，仅正式见于民国十九年《周氏宗谱》所载宗支所居之市县即有近30个，其分布之广由此足见。而其余大姓散布于全川之情形也就更可想而知了。

史氏是四川客家中的小姓，据新都区谱牒研究所收藏的《史氏浩公族谱》载：清康熙末以来，史氏各宗支先后从广东、江西迁蜀，并相继落业于成都、华阳、简州、新都、温江、双流、新津、荣昌、犍为、西昌、遂宁、资中、内江等市县，成为小姓散布全川之代表。

在聚族而居方面，姚氏是其中的代表。据广东《平远县志》载：大柘姚姓，自景清之后，传至汉臣、钧臣。汉臣有两子，名为心功、心乐。年幼时，已知悉四川地大物博，人口稀疏，萌发相机入蜀的意愿。长成后......获悉乡邻往四川探亲的消息，两人约同钧臣的两个儿子，并组合外姓青年朋友数人，启程同行......达威远鸭子滩。此后姚氏后裔便在威远及邻近各县生息繁衍，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姓。据统计，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时，仅威远境内的姚氏子孙就有4000余户，人口逾二万，真可算得上是聚族而居之典范。至于以村或组为单位的由各宗族或房族形成的小聚居，也就更为习见了。这种小聚居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在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以其姓氏命名的小地名，诸如：张家湾、李家坝、刘家冲、黄家粱、林家铺、曾家碾、赖家店、吴家老屋等，凡此举不胜举。

造成这种大分散、小聚居的主要原因，乃是客家人的大批人川较湖广人为迟，由于此前的好地和好的居处多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所插占，于是后来的移民就只有佃耕或佣工为生见缝插针以站稳脚跟，如此一来也就难以形成较大范围的聚族而居的现象。其次，客家人的人川并非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而多是单家独户或邀约少数同乡结伴而行陆续上川。在此情况下加之客家人历来迁徙频繁，不少人从初次人川到最后定居，其间要经过多次迁徙。凡此种种，便是造成四川客家同一姓氏或同一始祖后裔入川后大分散、小聚居的重要原因所在。

二、四川客家宗族

四川客家宗族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起步迟和发展快的基本特点。由于客家人大规模人川较湖广人为迟，且多以只身或单家独户为单位进行，因此，所有家庭和家族均从头开始另起炉灶。加之客家人人川之初，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为谋生计，难以组成有效之家族。直至最后定居，安居乐业，再从单个家庭发展成为一大宗族，其间的繁衍过程，一般都要经历二三代人即五十年以上，方能达此目的。如此一来，使得四川客家宗族的产生，最早至乾隆中后期，迟则乃至嘉庆道光时才得以普遍形成。其主要标志是，各地客家大姓豪族崛起，会馆、宗祠普遍出现，续修谱牒蔚然成风，凡此无不与宗族的发展有关。

(一)四川客家宗族的构成

在传统社会中，四川客家宗族是由宗族、房族和家庭构成，三者缺一不可。以下分别作些介绍：

1．宗族

是家族中最高一级宗支和宗法组织，其下多由数个或数十个大小不等的房族及若干血缘家庭构成。他们或聚族而居于某一特定区域或村落，或散居于四川各地，仅每年祭祖时才能定期相聚。

在传统社会中，所有宗族无论大小、贫富，皆设有管理层，以负责管理和处理与宗族有关的各项事务。为首者被称为族长，而族长往往是族内德高望重之长辈，他们或直接掌管族内大事，或只享有尊位而把具体事务交由办事公道和年富力强的当家管事去处理，但本人仍对族内之大事，诸如族产的分配，主管人员的任用和其余事项的处置等，具有无可争辩的监管、仲裁、否决权。族长以下的主要负责人称谓甚多，互不统一，或日族正、董事、总首，或日经理、监理、副理。其下还分设有财务总管、文书、学务管事、祠畏、堰长等，他们乃分别管理宗族的财务往来账目、文书档案公文起草、族学、宗祠祭祀和堰渠维修以及水资源的分配等。总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每年定期接受检查并在轮换时做到账目、银钱、财物三清，否则将会受到严厉惩罚或加倍赔偿。以上主管人员，多为三年一换，但有的深得族人信任之族长，也可连任甚至终身不换。上述人员的报酬均无定制，或量事酌给，或以年薪固定付给，待年终结算时从族产收入中统一扣出。如，成华区龙潭乡的范氏家族过去乃设有书记一名，其常年薪水，乃议给钱十二千文，即系一例。

有关宗族高管人员的构成、分工、任职条件、监管和报酬等，四川威远县观音滩的崔氏家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范例。据民国二年续修的《崔氏族谱》载：该家族的管理层乃由族董一名、族长一名、族正一名、总首四名，侦缉一名构成，他们的分工、任期和任职条件为总首只管钱谷，收支账目，承办春秋二祭等。一年一更，上保下接，公选殷实，轮流充当。如下首亏欠无偿，该上首垫赔一半。族董、族长、族正总理合族公事，并理合族报告事宜，三年一举，必选才势双全、秉公执正、不徇情者。举之侦缉，招集原被两造攻提刑通信等事，三年一举，必选英年有胆不惮劳怨者。举之以上当事人员，均无薪水，夫马口案，有事谅给。

2．房族

房族是横介于宗族和家庭之间的家族分支组织，它直接由宗族产生并凌驾于各家庭之上，其地位和作用有时往往在宗族之上。究其原因，乃是它与各血缘家庭之间的关系更为直接、亲近和紧密，特别是五代以内的小房族其关系更尤为如此。故在同一宗族中，他们通常把己房称为本房，把他房称为隔房，以用来区别血缘关系之亲疏。不仅如此，在宗族内部的活动中，除每年一度的重大祭祀和例行集会外，其余祠祭、聚会和扫墓等，都基本以房族为单位进行，这样既有利管理，同时也更容易联络和促进本房族人之感情。由此可见，房族在宗族和家庭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承上启下之作用，且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血亲链环，非如此宗族的统治将难以长期维持。

调查表明，四川客家房族的产生乃有大小、早晚之分。相对说来，大的房族形成时间较早，即一般从入川的笫一代或第二代始分，也有从第三代、第四代始分者，后者多为第二代系单传或别的原因所致。以成都东山张氏中的最大宗支大梁、大柱、大用公支为例，其人川之初双亲便先后病逝于贵州和永川，仅遗下兄弟三人，后即以此分成三大房，散布于东山各乡镇，繁衍至今各有后裔数千人。另如，主居于以石板滩镇为中心的东山廖氏大家族，便以人川的第二、三代始分(详后)为大小房族，每逢宗族祭祀集会，便以小房族为单位召集族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以上系就大房族而言。至于这里所讲的小房族，一般系指迄今五代以内形成者，实则这是过去五世同堂大家庭的翻版。毋庸置疑，这样的小房族其血缘关系也就更近更加紧密，活动也就便于组织，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在民间悄然兴起的每年扫墓祭祖活动中，大多都以这种小房族为单位进行，这样做既便于组织召集，同时也更便于相互交流和凑份子。

和宗族一样，无论大小房族，在过去一般都推选有房长和执年管事等，以处理本房的各项事务。其余分管人员，则视需要而定，或固定或临时指派，所给报酬也各不相同。以成都东山客家白氏为例，据光绪《白氏族谱》载：当时白氏家族的各房均设有执年房长，每年正月二十日报换，并付值年薪俸钱二十千文，烟、茶、酒、饭、轿费、点心费并包在内，不得在公项内滥用分文，由此可见一斑。

3．家庭

家庭是构成宗族和房族的基本单位与细胞。过去四川客家在家庭的组成上，一直奉行着这样一种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极力推崇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并以此作为楷模和多子多福的一种象征；但另一方面为鼓励子孙自立自强和避免因弟兄过多而引发种种家庭矛盾和由此产生之弊端，按照客家旧俗男子一旦成婚和生儿育女，家长就要分给其一部分财产令其分蘖，以组成在大家庭庇护之下的小家庭，这就是民间俗谓的树大分权，人大分家。当然这种分家和这种小家所拥有的自主权是极其有限的，有时甚至是象征性的，因为无论是家内和家外的一切大事还是大家长或长辈说了算，如此形成大家庭管小家庭和大、小家庭长期共存的特殊现象。一直要等到父母完全丧失持家能力或亡故后才能最后分家析产当家作主。届时，先从大家庭共有的田产中提留出部分用以赡养老人和供燕尝等之需，其余按弟兄的多寡均分，长子也不得多分，只有在这时他们才能取得对所分家产的完全支配权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家庭。

在四川客家的家庭生活中，过去由于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各家庭之间均实行的是家长制，家庭中的一切大事，诸如儿女婚姻、修房建屋、田产处置、对外交涉甚至购置大型器具等，一概由家长定夺。而这些家长一般都是指家庭中辈分较高和最有权威之男性，若本人年事较高和身体较差，难以履行其职时，可另委托一办事能力较强者代行其职，后者多被称为二当家，此一现象在人口较多的数世同堂的大家庭中乃屡见不鲜。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虽难以与男子相提并论，但对家庭之贡献却丝毫不逊于男人，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小至针线锅灶，大至养儿育女，农田力活和经商谋生等，都离不开她们。总之在家庭生活中她们既是贤妻又是良母，还要饱受族权、夫权和封建礼教的种种压迫与欺凌，而有的乃就此成为了其中的牺牲品。尽管如此仍不为之屈服，任劳任怨，辛勤持家，充分显示了客家妇女与生俱来之崇高美德，如朱德元帅的母亲--钟老夫人便是其中之杰出代表。

(二)四川客家宗族的功能

四川客家的宗族制自形成以来，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应有的作用，并对入川客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发展和家庭生活等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主要功能表现在：敬宗收族，祭祀集会，严格尊卑，建祠修谱，兴教助学，扶危济困，严肃家法，保护族人。仅择要介绍如下：

1．严格尊卑

在中国宗法社会中，宗族制的本质就是要以血缘划分亲疏，以名分排定尊卑，以便做到内外有别，尊卑有序，万万不可亲疏不分，以下犯上，乱了家规。如此一来，各宗族都把辨血缘和定名分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为此，他们一方面不遗余力狠抓族谱的编修和续修，并用大量篇幅排定世系，借以确定当事者的血缘、世系与尊卑。然由于谱牒所列世系查起来十分不便，一般族人就更难查找与熟记。为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一种简便易行的以字辈排行辨序尊卑的方法也就由此应运而生，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班辈排行。按照此一方法，任何族人只要严格遵循统一字辈取名，即便是素不相识的远房之族，只要能熟记本族之字辈口诀，彼此间的上下尊卑关系也就能很快一目了然，而不致以年龄、外貌的差异，以下犯上，闹出笑话，有悖于封建礼制。

按照传统，过去四川客家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所取之名一般不少于四个，这就是乳名、小名、字辈名和学名等，然在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字辈名，若谁要不按家族的统一字辈起名，必将会受到长辈的训斥和家法的重惩。事实上以今之观点来看，这种取名法仍颇有一定科学道理，因为他为我们揭示同姓不同宗或同宗不同房，以及同一家族中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等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同时也正是这种字辈的存在，才使我们对四川客家社会历史的调查(特别是姓氏和宗族)得以顺利进行，并由此知道了各宗族的现存情况。

过去四川客家的字辈排行，皆由各宗族内的文化水平较高的长辈排定，经族长等认可后颁布执行。为让后代牢记遵行，他们除把字辈写进族谱外，有的还将其刻于木牌悬挂于祖堂，甚至刻于碑上立于祖墓前。与此同时，每年祭祀集会时还要定期宣讲，以便达到人人熟背世代遵行之目的。时至今日农村中的不少客家老人，对其家族的源流和字辈排行仍记忆犹新或倒背如流，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各家族的高度重视和以上得力措施。

从调查情况看，现存四川客家各宗族的字辈排行，几乎都是入川后排定的，内中有的还是近年来新编而成的。至于入川前原有之字辈，除入川之初的前二三代人之间曾经使用过外，以后大多都重新续排未再沿用。虽如此，但这一切大多都在族谱中逐一注明，故稍加查阅便不难弄清，这给后人的寻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般说来，一个宗族多用一个统一的字辈排行，其间允许更改但须在谱牒中写明以免造成错乱。然对于大的宗族而言，有时为了区别房族的不同，各房之间又各自订立有子排行，为表明他们之间原属同一宗族，于是乃有意将分房前的数代字辈予以保留，如前述的张氏大梁、大柱、大用公三大房族的字辈即采用了这类编排方式。

四川客家的字辈排行，大多由一首四言、五言或七言诗组成，多为四句，少数为六句，另有的则以长联的形式出现，且联文长达40多字。在内容上，则有叙事、言志、求吉和叙其姓氏源流以及表其嘉行懿事等。总之，取材、立意各不相同，文化水平也有高低之分，并由此构成了其家族文化之一绝。

次则还需说明的是，并非所有字辈均排列于姓名中间，另有的系规定放在姓名之末，而这一切都不可擅自颠倒更改。

例如，四川辛亥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周骏(谱名周昌华)所在的成都市青白江区福洪乡周氏，在清同治七年(1868)刻立的木牌上所列字辈排行的上下顺序规定为：

子安正礼道，元华兴允良(上下上上上下下下上下)卿士猷为懋，朝适政治昌(下上下上上下上上下下)文章超奕世，恩泽焕隆光(上下下上上下上上下下)麟风家珍放，英贤泰运长(下上上下上下下上上下)又如，成都市成华区青龙乡袁氏，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订立的字

辈排行中对上下顺序的规定则为：

奕顺光明大德扬，有才文武绍先芬(中下中中中中下中下中下中中下)家修日久兴隆茂，必振中华永发昌(中下中中下下中中中中下中中下)以上族谱中标明有上字者，表示名字的第一字，须按该字统一排行；标明有下字者，表明名字中末尾一字，须按照该字统一排行；标明有中字者，则表示该字既可作为名字的第一字，也可作为名字的末尾字使用。

此外，在制订字辈排行时还要特别注意避讳、避凶和趋吉。所谓避讳即避君王之讳和祖宗之讳；而趋吉则指在字辈排行中决不能包含有任何可能对家族带来不吉的因素在内。除此，在字辈排行中，还不得含沙射影借古讽今，否则仍将会给家族带来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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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兴教助学

客家人素以耕读传家为本，并把对子弟的培养教育放在了诸事之首。他们的看法是耕者求其食，读者求其志，耕可致富，读可致贵。故在培养后代时，把读放在耕之前予以考虑。在此思想指导下，各宗族都把兴教助学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于是族学乃由此兴起并盛极一时。

所谓族学，是指由宗族出面组织，自主聘师、设址(多设于各自宗祠或会馆)，并指派有专人管理的主要以招收本族子弟就读之学校。由于族学所需之费用皆从宗族义田或专设的学田收入中支付，故而又称义学。

四川客家兴办族学的历史可追溯至乾隆时，嘉庆、道光后渐至达到兴盛，直至民国之初随着官办新学的兴起才有所削弱。以成都东山客方言区为例，在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兴办的族学中典型的有如：青白江区城厢镇的陈氏崇本小学和私立陈氏崇正中学，龙泉驿区洛带镇的巫氏小学和大面镇的薛氏私立务本小学，成华区龙潭乡的范氏私立小学和鹤林村的张氏小学，以及新都区石滩镇的廖氏小学等。这类学校的规模不大，所收学生大多都在20～50人之间，极少有上百人者。凡本族子弟，大多免收学杂费，甚至有的还要解决食宿和发放制服。如范氏家族就派有学务管事一人，为范氏小学子弟专管伙食、学杂，此费由祠堂供给，不在本祠就读者，不予支付。在清末以前，以上族学设置的课程，初则有《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和《千字文》，以后便为《四书》、《五经》等，直至民国初随着新学的创设和普及，其课程也就逐渐按国民政府之统一规定开设。

除族学外，还有一种办学方式也见于某些宗族之中，这就是家塾。这类家塾所聘教师之薪酬，概由宗族资助，但前提是其所招收的族内子弟就读的人数必须达到一定限额，否则不予资助。如范氏家族在《增订尝例附则》中便明确规定：一议，家塾教员薪膳，按子弟人数应领学费计送，但其膳费十人以内者，照十人计送。二十人以外者，则按人数计送。不满六人者，不送。

在兴办族学的同时，各宗族还相继制订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奖惩条例，目的是奖励好学者、学习优秀者和学有成者--特别是那些入仕为官能给宗族带来荣耀者；反之，则会受到训斥和惩处。

在奖励方面，各宗族的做法虽不相同，但主要做法仍是给予物质奖和荣誉奖。在这方面，上述的范氏家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民国时期的奖学范例，其规定为：一、初等教育，初、高级小学四、二年，每年给银(元)二、四元。二、中等教育，初、高级中学，每学期给银(元)十二、十八元。三、高等教育，大学预、本科，每学期给银(元)二十、三十元。大学毕业有入学术研究院，于某科特长，得硕士、博士等位者，谒祖时斟酌相当奖励。四、其余学校，有与前列各校阶级同等者类推。很显然，这是一个主要针对在校生的奖励方案。而光绪《白氏族谱》则给我们提供了清代中后期该家族奖学的另一个样板。其奖励办法为：文武入学者，奖花红银叁两。补廪者，奖花红银伍两。中举者，奖花红银捌两。钉匾竖桅者，奖银贰拾肆两。叠次进京者，每次给路费银肆两。中进士者，奖银伍拾两。入祠林者，奖银捌拾两。殿鼎甲者，奖银壹佰贰拾两。均要钉匾竖碑使足奖之。与此同时，还要在宗祠内张贴红榜燃放鞭炮，以此提升家族的知名度，激励族人和族内子弟仿效之。及至今日，一些家族仍自发地对考上大学者进行奖励，而周围乡亲也会主动登门道贺，并送上一些礼品以资鼓励。

在惩罚方面，则主要针对不守学规，多次考试不及格者。其处罚方式或当众训斥，或不给学杂费，或责令退学并对已付学杂费加倍赔偿。人川客家的世代耕读为本和各宗族兴教助学之种种举措，客观上收到了以下三方面的良好效果：其一，提高了入川客家的整体文化素质，强化了以读为贵和以读为荣的全民重教意识；其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造就了一批书香门第，有的人乃就此走上了人仕为官之路，而所在家族和家庭也确实从中达到了显贵之目的，如，三台县的丁家、仪陇县的陈家和龙泉驿区洛带镇的巫氏家族等，便是其中的代表；其三，涌现出了一批热心办学助学的有识之士与家族，如青白江区姚渡镇的曾氏家族便是其中的一个。其感人的典型事例为：抗战爆发后，时任国民政府川康监督使的曾道和族长曾绍琪等，在国难当头的困难条件下仍毅然动员族人腾出寨子，全力支持山西太谷私立铭贤学校(后更名为铭贤学院)，内迁至曾家老寨继续办学。此后，他们又续办了私立蜀贤中学和金堂县立女子初级中学等，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为四川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至今仍为人称道。除此，与其毗邻的城厢镇的陈氏家族等，也是当时热心办学之代表。

3．严肃家法

为强化宗族的管理与统治，四川客家的各宗族都相继制订了若干与之相适应的家规与家法，并将其刻写于宗祠和分别载入族谱，以便用封建礼教的伦理道德标准和价值观规范族人之言行，进而达到治家之目的。

按其性质和内容的不同，四川客家的宗族法规似可分为祖训、家规和家法三大类：

(1)祖训。

亦称家训和族训。它是家族中的某一有影响的先辈，根据封建礼教的伦理道德标准，或历史上的某一君王和名人的治家之格言，要不就是从自己的亲身阅历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借以昭示和教育后代之训示。前者常见的有如康熙皇帝的《十六条圣谕》、朱氏的《治家格言》和《增广贤文》等；后者的形式多样，侧重也各不相同，但在内容上却脱离不了前者所示之精髓。从谱牒所载的祖训看，形式多样：或与家规相结合拟成条款状，或以遗嘱的方式出现，或作为格言、箴言、警世录和劝世文等。

以成都东山客家的祖训为例，如成华区青龙乡戴氏的《家训八条》，系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题，分别为训。新都区木兰乡李氏的《祖训十二款》，则与家规相类，内容涉及治家、祭祀、嫁娶、教子、睦族和谱牒等。龙泉驿区长安乡黄氏的《族训五篇》，则分别为忠君篇、父母篇、兄弟篇、夫妇篇、朋友篇、教子孙篇。以箴言和劝世文形式出现的，乃见于龙泉驿区十陵镇张氏，其族谱除有《家训十条》外，还载有箴言八条和《百字歌》一首。箴言八条的标题依次为：勤箴、心箴、俭箴、言箴、貌箴、文箴、行箴、交箴。而《百字歌》则如同劝世文，其所示内容在《增广贤文》中均能找到出处。主居于青白江区合兴镇园林村的张氏，在先祖遗训中，要求子孙世守勿忘的乃是耕读为本和礼义为重。其训日：耕可致富，读可致贵。孝悌为先，礼义为重。耕种为业，读书为本。以遗嘱形式出现的，乃见于龙泉驿区洛带镇李氏，其先祖在遗嘱中总结一身颠沛流离之经历，谆谆告诫后辈的是，勤俭持家，艰苦创业，奋发图强。不仅如此，在其族谱中还有一首被冠名为指路碑的祖训则更为奇特。该祖训采用对比方式，从正反两个方面，把漫漫的人生之路分为上、下、左、右四条，内中上路、左路和右路是正道，下路则系歧路和末路。全文为：上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条大路；下走酒、色、财、气、奸、贪、诈、谋，是条绝路，直到倾家破产，亡身丧命而止。左走改恶向善、革面洗心，是条捷路，直到逢凶化吉、转祸为福而止。右走勤俭诚朴、安分守己，是条平路，直到兴家立业、丰衣足食而止。不仅如此，在指路碑三字的下方还特意横书一行好生记着莫走错了的警示语，足见其用心良苦!

(2)家规。

亦称族规、族约或宗规等，它是祖训内容的延伸、细化和条款化。除祖训所示的内容外，往往还要涉及熏尝之制、祭田和义田的经济管理，以及兴教助学和优恤鳏寡孤独等。总之，条款明析，措施具体，奖惩分明，且带强制性，以使族人有章可循。

按其内容、侧重和性质的差别，四川客家的家规似可分为家约和祠规两类。一般说来家约的侧重乃在于以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标准整肃治家，但较少涉及家族经济管理。而祠规则以宗祠保护、燕尝祭祀、祀田、学田和宗族的经济管理等为主，余皆多略(详后)。但也有的家规无此区别，两者内容皆同时兼而有之。

综合各有关谱牒和碑刻，过去四川客家家约的常见内容有：忠帝君、重人伦、和乡党、睦宗族、序尊卑、孝祖宗、敬长上、厚祠祭、谨婚姻、重丧葬、教子孙、务节俭、谨诵读、勤农耕、守忠厚、慎言行、戒争斗、息诉讼、禁偷盗、戒淫行、戒赌博、戒洋烟(即****烟)、屏皂隶、禁转房、恤孤贫、建宗祠、续谱牒等。与家约相类似的还有乡规民约，其主要内容也大体同上。以今之眼光来看，除去内中的封建糟粕内容外，有的条款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教育意义，诸如团结四邻、尊老爱幼、忠厚待人、奋发图强、勤俭持家、戒偷戒赌、戒淫戒毒等。凡此，无一不是四川客家在治家立业、为人处事、敬宗睦族等方面的人生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充分反映。

(3)家法。
乃是在治家过程中，对严重违反祖训和家规者的一种惩罚条例。其执行的前提是，将视当事者所犯事端的大小轻重和认错悔改程度而定，但家法惩处的对象，尚不包括触犯国家律令的重大案犯，诸如谋反、杀人、放火、投毒、抢劫、强、奸等重大刑事犯罪分子。

在四川客家制订的家法中，其惩处方式从轻到重约有以下四种：

一是庭训，即集于宗祠当众训斥。其所涉对象一般仅限于犯事较轻或悔过较好的初犯。处罚时乃由族长等召集族人，在宗祠内当众指斥其所犯事端及其危害，尔后再由犯者悔过自新或赔礼道歉具结作保，如造成财物损坏或人身伤害者还要承担相应赔偿。最后，由族长等视其认错态度的好坏作出仲裁，再交由父母或长辈等管束，以此了结。

二是杖责。所谓杖责，乃是用一片特制的斑竹片作为刑具而非木棍。据载，该竹片大头宽一寸二分，小头宽八分，长四尺、重四两。平时存贮祠内，如有不遵约束者，即用此杖责，亦家法所用宜，非敢擅用刑杖也。

有关杖责的范围、次数与尺度，各宗族均有明确规定。如，龙泉驿区洛带镇的《刘氏族谱》在戒条中即载：

有弃亲不顾，灭绝天良者，杖八十。有以卑犯尊，以少凌长者，杖六十。

有纵妻横逆，肆闹家庭者，本夫杖四十。有游手好闲，诈害宗亲者，杖四十。

有奸淫邪盗，玷辱祖宗者，杖四十。有酗酒生事，操戈内室者，杖四十。有徇身赌场，倾业不顾者，杖四十。有在祭祀之所，衣冠不肃，箕踞喧哗者，杖二十。

有取名不依排行，执拗不遵者，杖二十。

威远县观音滩崔氏的戒规则为：如有子弟不遵庭训，在外妄作非为，或窃、或盗，事小者，该族董等严执家法，杖责四十。......族内倘有不肖子弟好吃懒做，不顾父母之养者，被父兄来祠报告，该族董等不得徇情，按照家规满杖八十，以戒下次。如果执拗不改仍蹈前愆，着凭三族，送官首究，剔除萌芽，免生忤逆。

三是族内除名，即不准入祠。较之杖责，此一惩罚显得尤为严厉，因为这即意味着从此将得不到宗族的承认与保护。从有关谱牒看，被宗族除名者，多系其行为或所从事的职业有损于宗族的声誉与形象，即玷污门庭者。对此，一些族谱道得甚明。如龙泉驿区西平镇的《谢氏族谱》在家规中就明确规定：

奸淫当逐奸淫之人是禽兽也，羞辱祖宗莫此为甚。奸夫逐出，淫妇离弃，其名氏谱内削除不载。

娼隶当屏娼优隶卒至贱之极，深为门户之羞。人于祠则污于祠，载于谱则玷于谱，是其人可恶，亦其名可削也。

《胡氏族谱》在明代制订的《祖训二十三条》中也称：子孙有为人义子者，或为盗贼者，及为妇女改嫁者，或为侍妾娼优者，或为奴婢者，皆要削去其名，毋得有玷宗支，有伤风化。看来，明代的除名规定更较清代为严厉。

四是处死。在封建宗法制下，宗族对于族人具有完全的控制权和处置权，直至处以极刑。此事既见于谱载，同时也有实例为证。如，前述的威远崔氏在其《族约、家规总论十六条》中便有如此规定：

族内如出忤逆子弟，不畏王法，敢与父母斗殴，或与胞伯叔斗殴，有伤有证，一经报告，该族董等凭集三族，立予杖毙，免出巨案，以正人伦而敦风化。

在成都东山客方言区调查时，还搜集到三件实例：其中二件因长期偷盗屡教不改，严重损害了家族声誉，而分别被家族用口袋溺死和枪毙；第三例则因在家族内*****，后男方处死，女方被逐出。

为使宗族法规深入人心，各宗族的具体做法首先是宣讲，特别是从青少年的教育抓起，务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并自觉规范其行为；其次是坚持以调解为主，惩治为辅的方针，即先理处，后惩治。在涉外的争执和冲突中尽量以息事宁人为主，无事不争讼以规避永无休止的官司纠缠。凡此种种，客观上为稳定地方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族人犯罪，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三)宗族经济与管理

宗族经济是各宗族赖以获得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与保证。宗族经济指由宗族产生和拥有的一切公有族产，诸如：田地、山林、堰渠、祖屋、祠堂、作坊、商号、、店铺、银钱、租谷、物品与用具等。从已阅族谱看，四川客家宗族经济的最初产生，都经历了一个化私为公的过程，即其来源大致有三：一系先祖的遗产，二系按户分摊，三系族人的捐赠。当宗族经济形成后，各宗族首先考虑的是设置祭田和义田。所谓祭田，亦称尝田，它的创设乃是专为满足各宗族每年的祭祀之需的，兼及聚会、建祠、修谱、培修祖屋、祖茔等经费之需。而义田的创设，据悉系效仿北宋范仲庵之举而设，目的主要是为解决宗族的兴教助学，外及优恤、奖励等公益事业之需，故有的宗族又称其为学田。

各宗族所设祭田、义田之数目，则由宗族的大小和经济实力而定，少者不足百亩，多者可达数千亩。如，前述成都东山范氏，至新中国成立时为止，已置有祭田3000余亩、义田1500余亩；而石板滩镇的廖氏也有祭田2000余亩。

无论是祭田，还是义田，宗族都是通过严格的经营管理，租佃于人不断增值，尔后再将增值部分用于族内的各项开支，并陆续扩大再生产，或购置土地、修建作坊、增设商号店铺等，务使族产逐年增加，永不枯竭，确保宗族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特别是祭祀和兴办族学)，这就是一些谱牒所说的以租养族、以租设祭和以租办学等。其次，祭田和义田一旦设立，就永不分拆。为达此目的，各宗族都制订了严格的管理章程，并派有专人进行管理监督，借以防范族产的流失、化公为私和因经营不善所导致的重大损失。

为管理好宗族的产业(包括宗祠与祭田等)，四川客家的各宗族都制订有较为完善的祠规，并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与人员。

祠规，亦称尝规或蒸尝戒约等，它是族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宗祠的保护和宗族祭祀等的组织管理与实施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从调查；情况看，四川客家的祠规简繁不一，内容和侧重也颇不一致。繁者经历年议订增删有的家族竟有数十条之多，如前述的范氏《对扬公熏尝戒约》；经清代至民国的三次修订累计竟达五十八条，主要内容有宗祠管理人员的设置、祠堂(含园林、香火)祖坟的保护、蒸尝的组织、祭祀戒约、祀田的监管，外及奖学、奖励节孝、济贫、敬老和教育子弟等。稍次的清代白氏祠规经两次议订后也有三十条之多，主要内容也大体同上。简者有的则只有数条，如万兴乡林氏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立的《悉尝碑》上由七房人议订的祠规仅有三条，其主要内容乃是要子孙后代保护蒸尝产业，包括宗祠所属祭田、坟山、房产等，不得任意侵夺。更有意思的是，在碑的末尾还刻有这样一首七言诗：先祖存心创业川，留遗后裔享万年；指望世代源流远，想分祠者定绝烟!充分表达了永不分拆之决心。总之，各宗族之祠规，虽简繁各一，所订条款也各不相同，然其核心仍大多围绕宗祠保护、蒸尝组织和族产的管理与监督进行。

在宗祠管理人员的设置上，各宗族的做法也颇不一致，但通常都设有祠长、监理、执年管事和财务人员等，以上人员由各房公推，定期轮换，并酌给报酬，有的则直接由族长等监管。

三、四川客家宗祠

(一)宗祠的设置

宗祠即祖祠和祠堂，它是各宗族主用以供奉祖先牌位的祭祀之所，即祖先魂魄之聚所，故此又被称作家庙。除祭祀外，宗祠又是各宗族的礼法之所和议事、聚会之地，兼及用以办学等。与此同时，宗祠又是各宗族落籍当地的标志和显示族威之地。这一切决定了宗祠是宗族的灵魂之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地，非一般居室所能替代和比拟，故除祭祀、公务并有关伦纪之事外，不得在祠争论是非，也不准在祠聚众赌博，饮酒划拳，争吵斗殴，更不准妇女儿童擅自闯人，嬉戏玩耍，甚至连门窗的开启均有严格规定，违者将按家法惩治。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祠林立是汉区的一大特色，对此四川客家也毫不例外。调查表明，截至新中国成立为止，除极少数家族因人口太少经费难筹无力建祠外，余皆各自建有宗祠。不仅如此，不少大姓除建有总祠外，还建有若干分祠。如，前述青白江区城厢镇的陈氏家族就在其分布区内建有同宗祠堂28座；而新都区石板滩镇的廖氏家族也建有22座(内有总祠2座、大分祠4座、小分祠16座)。至于拥有数座宗祠之大姓，就更不足为奇。如此一来，使得各地都相继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宗祠，有的还见于当地方志。如新编成都市《龙泉驿区志》便记载了境内有代表性的宗祠33座，其中绝大部分为客家祠堂。典型的有：西河镇阮家祠、余家祠、朱家祠、谢家祠、张家祠、林家祠，龙泉镇刘家祠，义和镇廖家老祠、新祠、薛家祠，同安镇黎家祠，山泉乡张家祠，柏合镇陈家祠，黄土镇刘家祠，西平镇袁家祠和钟家祠等。

(二)宗祠类型与建筑

1．宗祠类型

四川客家的宗祠类型主要有总祠和分祠之分。总祠中又有同姓不同宗和同宗不同房两种，前者如原建于成都东门外二巷子的张氏总祠、正府街的周氏总祠、书院街的巫氏总祠等，凡川渝客家同姓，无论是否同宗，皆可人内祭祖并可受到免费接待；至于后一类总祠，则几乎存在于所有客家大姓中。而分祠仍有大小之分，大分祠一般隶属于首次分房形成之大房族，小分祠则系从大房族中派衍出来的子房族所建。在这方面新都区石板滩镇的廖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该一家族的人川始祖为明达公、字体用，膝下生有四子，日进谷、藏谷、兴谷和万谷，后分成四大房。既后四大房共生有23子，属君字辈，继后便以此为准，分为23小房，且至今仍以此为准。他们的宗祠设置和分类情况为：内有明达公新老总祠2座、四大房分祠4座，另有子祠l6座均属君字辈所建，以上总计为22座。这些宗祠均分建于成都东山的石板滩、义和、龙王等乡镇，外及成都市内，隶属关系清楚，供奉对象和祭祀日期也均以所祭主人及其生辰为主，参加人员各别，互不重复，仅宗祠的规模大小、祭品多寡和参祭人员的多少及其隆重程度等各有差异而已。对于无力建祠的小姓而言，他们中有的乃与同村的异姓一道共建一祠，各供其祖，融洽相处。

2．宗祠建筑

从建筑学的角度看，四川客家的宗祠则可分为如下两大类：一类是作为祖屋群中的一个特殊建筑单元存在，另一类是独立成祠者。前者出现的时问多较早，与其说它是宗祠不如说是坐落于祖屋之中的一个祖堂更为贴切。这类祖堂规模不大，建筑面积通常在数十至上百平方米之间(少数可达数百平方米)，且与祖屋有机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此一情况在成都东山客方言区中尤为常见。典型的有如，龙泉驿区柏合镇钟家大瓦房、洛带镇宝胜村刘家老屋、黄土镇大同村张家祠、义和镇西江村李家祠、青白江区合兴镇园林村张家祠、新都区石板滩镇马家村李家祠等，举不胜举。后者系指独立于祖屋或其他建筑群之外，且不允许族人长期定居之祠堂，如前述的张、周、巫、范等总祠即属此类。

四川客家的宗祠以土木建筑为主，墙壁基本采用土坯砖或板筑而成，仅少数富室砌以条石。内壁则用草拌泥平抹外刷以石灰浆即成。梁架、门窗均采用硬杂木制作，有的还在其上雕饰以各种精美的描金神兽、飞禽、花卉等图案。屋顶则多用小青瓦覆盖，极少有用筒瓦或琉璃瓦为之。上述宗祠的平面多呈长方形，布局以三堂式为常见，次为二堂或四堂。所谓三堂式，即宗祠的主体建筑由上中下三堂构成，大门处为下堂，往内穿过天井系中堂，再过一个天井即为祖堂。祖堂是祖屋和宗祠的核。G所在，专用以供奉祖先牌位，其建筑不仅高大宽敞，而且居中，并多高于中下堂。这样更使祖堂具有镇中和居高临下的威严之势，且与周围建筑的主从关系也一望而知。而二堂式的平面布局与四合院相类，此类宗祠多见于受地形限制的山区或小姓。四堂式则在三堂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后厅，其祖堂仍摆在上堂。对于大的总祠而言，在祖堂外的左右两侧往往还各建有一附属配院，以便用于兴办族学和解决每年春祭时接待远房宗亲以及堆放物品等，并各设有侧门与祖堂相通，但平时不予开启。次则，在祖祠内除祖堂外还设有左右厢房和花厅等。在建筑风格上和会馆相比，所有宗祠虽仍严格遵循庄严肃穆和中轴对称之原则，但其规模和气势却多不及会馆，当然就更没有会馆所拥有的浓厚寺庙气息与建筑风格了，相反却与民居中的深宅大院更为接近，因而也就更富于人性与亲和力。

从调查情况着，四川客家的宗祠还明显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是风水意识。具体表现在宗祠的选址、周边环境、朝向等，均有严格的要求。此外，不少宗祠还在祠之前后特意栽上一至数株长势特好的高大乔木作为家族的风水树，亦即神树，内中不乏一些珍稀树种，如银杏、红椿、红豆、古柏等。

其次是趋吉意识。在成都东山客方言区调查时得见，几乎所有宗祠的祖堂中梁正中均绘有太极八卦图案，在图案的两端还分别题写或镌刻有各类吉语，常见的有如万代兴隆、百子千孙、子孙千亿等，有的甚至在中堂和下堂的中梁上也题刻有这类吉语。除此，这种趋吉意识在脊饰上也得到了充分反映，如有的宗祠除在飞檐上彩塑以各种飞禽神兽与瑞草外，还特意在大门门楣上方和祖堂屋脊顶外的中花上分别雕塑以三羊开泰、连升三级等图案或福禄寿喜、富贵双全等吉语。再次是绿化意识。客家人在居室建筑中对园林绿化的配套十分看重，反映在宗祠建筑中即前有莲池鱼塘，左右两侧及祠后有茂密的林盘环绕，林盘内竹木成林、花果成片、飞鸟群集、鸟语花香，乃至今天有的仍可寻见当年之盛貌，当然更多的还是从访谈中获知。如龙潭乡鹤林村，即因当地张氏总祠外原有一大片茂密的古柏，白鹤常年栖息于此，并由此构成了一大景观，既后该村即以此命名。而木兰乡长林村的得名，也源自如前所述的黄氏祖堂后之长林盘。又如合兴镇园林村二组的张氏总祠前后至今仍长有大片青翠的竹林，将祖堂紧紧遮住，其当年之盛况就更可想而知。

在专祠方面，当以廖氏新总祠为代表。该祠位于石板滩镇五一村，坐西向东，面向龙泉山脉高峰的名刹金龙寺(始建于元代)，作为沱江支流的西江河呈新月形从祠前环绕，河的两岸地势开阔阡陌相连，处处给人以风水宝地之感。据l996年新编的《廖氏族谱》载：该祠乃置业于乾隆八年(1743)，但始建年代不详，嘉庆十九年(1814)重建。祠为三重，分上、中、下三厅，每厅一横五间，加上南北厅十二间为正屋作祭祀用。堂屋后有一小花园，四周有围房二三十问，作主办祭祀人员的住宿和存放祭祀杂物等用。在正屋的两旁及后侧还各有大门两道，每两座大门外还有晒坝一个。每座大门内，另各有瓦房数十间，内有水井、旱碾、猪圈、牛圈、马厩以及天井数十个，大小厨房若干，供四大房子孙轮住，累计全祠共有各式房屋二百余间。此外，还有占地数亩的大晒坝和养鱼池各一个，外加园林竹木数十亩，总占地面积共有一百多亩，其气势之恢弘，该谱称仅亚王室。然可惜的是，该祠已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洪水所毁，如今仅断垣残壁尚存。至于坐落于成都市内的各姓之专祠，也因相继被毁，原貌己无迹可寻。

作为与祖屋配套之宗祠，乃以柏合镇二河村钟家大瓦房为例。钟家大瓦房是龙泉驿区境内现存不多的有名客家祖屋之一，同时也是该支钟氏从广东长乐县入川经仁寿县观音场迁入当地后聚族而居的典型。祖屋背靠龙泉山脉，面向广袤的成都平原，总体建筑平面呈凹字形。全屋由七个建筑单元，七道大门和二十多个大小不等的天井，以及一个宽大的屋前院坝构成，作一字形展开，总建筑面积约两千多平方米。作为中枢神经的祖堂则位于大院的正中，由上下堂屋和数个天井组成，建筑面积近二百平方米。其中，上堂屋是供奉祖先牌位、祭祀和长辈议事之地；下堂屋则是迎宾等的场所。在祖堂的左右两侧各分布有三个建筑单元的住房，分别隶属于入川始祖荣昌公的六个儿子所居，每个单元的住房各开有一道大门直通屋外，其内布局相同，既自成体系，同时又彼此有侧门连通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充分显示出聚族而居之功能。

(三)宗祠文化

堂号、祖先牌位、祖联、族谱，为过去四川客家宗祠所必备，它既是客家宗族借以充分展示其悠久历史与家族文化等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客家宗祠文化的体现。

1．堂号

即宗祠之名称，它是中国家族文化的特有产物，同时也是各姓氏用以慎终追远、弘扬祖德和敦宗睦族的一种重要符号标志，并以此相区别。调查表明，四川客家的堂号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系取义于姓氏的发祥地或其历史上某一始祖的创业地。典型的有如：张氏的清河堂、钟氏和赖氏的颖川堂、李氏的陇西堂、黄氏的江夏堂、周氏的汝南堂、熊氏的江陵堂、何氏的泸江堂等。另一类则取义于各家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或嘉行懿事与神话传说等。譬如：曾氏的三省堂、张氏的百忍堂、金鉴堂、刘氏的禄阁堂、吴氏的三让堂、黄氏的孝友堂、林氏的九龙堂、谢氏的宝树堂等。总之，在家族文化中，堂号往往起着点题的作用，它是各姓氏或各宗族寻根意识和祖先崇拜的集中体现，配之以祖联所示，能对族人起到很好的教育鞭策作用，借以告诫后来者承先启后发扬光大。
2．祖先牌位

祖先牌位为汉民族各个民系、姓氏、家族和家庭过去奉行祖先崇拜的特有标志，是祖堂必供之物。其质料有木质和纸质两种，前者多为镌刻，后者则为墨书。从调查情况看，在书写内容上四川客家的祖牌与湖广移民祖牌的最大区别是，极少用天地君(国)亲师作抬头，而是直书某氏堂上历代高曾远祖考妣神位，或某氏堂上历代先祖考妣香位等。按其祭祀对象的不同，四川客家的祖牌大致由总牌、特牌和普通灵牌构成。

总牌每个宗祠或祖堂一个，其牌多用古木做成，呈长条形牌状，带座。牌之顶部多作宝盖状，牌之两侧饰以外侈之附加卷云纹，内分饰以浅雕或透雕之云纹、龙纹、飞鹤和瑞草等纹，雕工精细，通体描金，光灿夺目。祖牌正中的题刻内容除如上述外，还有的将堂号直书于其首，如前述的福洪乡周氏的祖牌全文即为汝南堂上历代先祖考妣神位。祖牌底座多呈四方形，但也有的呈半圆形，外刻饰以各种描金纹饰或图案，做工考究。笔者在成都东山调查时曾对义和镇廖氏祖牌进行过测定，其数据为：带座通高98厘米、正中祖牌高50厘米、宽l9．5厘来。纸质者则多连同祖联一道直书于大红蜡光纸上，尔后贴于堂内正中的神龛上方。特牌牌上所书之亡灵，多为本家族历史上的开基祖或作出过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及历代历宗。在对龙潭乡范氏家族的调查中，发现此类特牌的主体呈横长方形，下有方座，边饰黑漆，中抹以殊红色土漆，正中的木牌长55厘米、宽47．5厘米、边厚1．5厘米、带座通高71厘米。牌的一面书写有范氏入川始祖对扬公与妣曾氏之生辰和忌辰时日，另一面所书者则为人粤一世祖法茂公至十二世祖对扬公之姓名。以上亡灵之考妣均为范氏历史上的有名人物。与此同时，据悉，有的家族的特牌上还书写有多达20多个历代历宗之姓名，这是客家人慎终追远的典型表现。

普通灵牌凡五代以内正常死亡的成年人(不包括被宗族除名者)，家族或家庭均要按例为其设立香位摆设灵牌，只是这类灵牌多用黄纸袋做成，上书亡灵姓名，下用竹条支撑，并直插于香炉之后即成。

通常情况下，以上三种牌位应同时供奉于家族的祖堂内，其摆放顺序为：总牌列于神龛正中的最高处，下放特牌，接下才是普通灵牌按班辈的高低沿神龛顺序向左右展开。但也有的家族只供总牌和特牌，普通灵牌则放于各自家中的堂屋中供奉。

3．祖联

这里所说之祖联系指位于祖牌左右两侧及上方之楹联，在祖堂中它与祖牌相配，缺一不可，四川客家谓之神榜。过去此类祖联多为木刻，仅少数用红纸书写。它是祖堂中最能反映家族历史和家族文化的核心所在，或者说是所在家族历史与文化的高度概括与浓缩，故与堂号一道往：往起着画龙点睛之妙用。由于各个姓氏和家族形成的历史殊异，立意和取材等也各不相同，由此使得其祖联内涵丰富，特色突出，精彩纷呈。例如，有的以缅怀先祖艰苦创业为主，有的则侧重于昭示祖宗的历史功绩、嘉行懿事与崇高品德，凡此不一而足。目的仅在于慎终追远，展示己姓的光荣历史，佑启后代子孙发扬光大薪火传承，借以增强家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

为使读者对四川客家的神榜内容及格式等有个基本的了解，以下特地从成都东山客家中选择了较有代表性的六幅，并附以必要的说明以供参考。

例一：张氏(录自合兴镇园林村二组)金鉴上书唐宰相皋皮讲易宋先儒横批百忍家风按：该祖联讲的是张姓历史上的三位著名人物及其嘉行懿事。内中，上联指的是唐代名相张九龄给唐玄宗呈送《千秋金鉴录》一事；下联指的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该支张氏自称其后)；而横批遂指唐代张公艺，以忍为美德，由此成为千古佳话，流传至今。

例二：刘氏(录自西河镇龙井村五组)书藏禄阁风徽远

迹发彭城世系长横批正学家风按：四川客家《刘氏族谱》多自称系汉高祖刘邦之后，下联中的迹发彭城意即指此；而上联中的书藏禄阁则指西汉校书大师刘向，刘姓的后代子孙皆以其为楷摸，世代推崇，所谓正学家风即由此而来。

例三：李氏(录自合兴镇长林村六组)注史家声绵百世

理官世泽焕千秋横批道德家风按：四川客家李氏多称其姓乃源自上古传说中的皋陶之子，因世为理官，遂以理为姓，后至利贞食木子时，又改姓为李传承至今。除此，他们还奉春秋时期的道家创始人李耳即老子为鼻祖，因其生前曾作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并著有《道德经》一部。以上皆成为李氏家族长期引以为豪之伟绩，该一祖联即就此而言。

例四：黄氏(录自义和镇新拱村)陆终世泽千年著

歇峭流传世代芳横批江夏遗风按：传黄氏发祥于故黄国，地在湖北江夏，封国者为陆终。既后子孙繁衍，并涌现出了诸如战国时期的歇公(即春申君)和宋代的峭公一类的杰出人物。峭公为黄氏的入闽始祖，生前共有二十一子，相传在他81岁时为鼓励诸子志在四方各自立业，于是在送别诸子时曾口占七绝诗一首，流传至今。今四川客家黄氏多奉峭公为直系祖先，他们的族谱也多载其人其事，有的还载有其诗，足见他在黄姓中影响之大。该一祖联当即指此。

例五：王氏(录自三圣乡大观村王家花园)闻雷伏墓家声远

卧冰求鱼世泽长横批庭槐远荫按：《二十四孝图》曾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作为孝行楷模大力宣传与推崇，他们的故事也就此在民间家喻户晓广为传颂。在二十四孝中，出自王姓的孝子共有二位，这就是王裒与王祥，前者因泣墓，后者因卧冰求鱼而闻名。该一祖联即取材于此，意在昭示孝行传家之风范。

例六：谢氏(录自大面镇五星村)神农派衍家声远

申伯分封世泽长横批宝树流风按：谢氏是中国汉族中的大姓与望族，历史上人才辈出。四川客家谢氏皆称系神农氏炎帝之后裔，受姓始祖为申伯，他们的堂号也多以宝树和东山命名。相传宝树一词系出自东晋名将谢玄之口，当时他曾对人言：我家子弟如芝兰玉树，故其后裔即有宝树之称，相沿至今。该一祖联当就此而言。

还需补充说明的是，由于各宗族立意、侧重和取舍不同，因此即便是同一姓氏或宗族，其祖联内容也各不相同，如调查时得见，甚至在同一家族的族谱中也附录有内容不同的祖联数则供族人使用时选择。除祖联外，在各宗族的祠堂中往往还悬挂和张贴有别的楹联或寿联，尽管有的内容也涉及家族的历史或人和事，但其地位和价值当难以与神榜相提并论。

除祖牌、祖联外，作为祭祀用具之一的四川客家之神龛也颇富特色。这类神龛多用珍贵木材做成，款式多样，做工精细，龛面多雕刻以各种飞禽走兽等装饰图案，黑漆描金，古朴典雅，有的还于足部雕饰以象、虎等动物，由此更富有艺木魅力与观赏价值。

4．族谱

族谱或称家乘、家传、家纪，或称宗谱、世谱，凡此各取其一。族谱是考证祖先宗支绪统、辨别家族世系的依据。有了它，可以使远在千里之外的子孙后裔，依然保持与故乡宗族之间的血缘联系，以示其永远不忘自己的根脉之所系。而如果失去了族谱，就等于割断了与家乡宗族之间联系的纽带。因此，当移民辞家远迁时，许多人的行囊中往往都背有族谱家乘之类的东西。在清初湖广填四川中，从外省迁居四川的客家人，许多是带着原乡的族谱人川的。例如，原居于广东韶州府乳源县的郑弘士，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携妻刘氏，迁川落业于顺庆府仪陇县南阳里(今仪陇县乐兴乡)，来川时，携有族谱一本。木本水源，记载甚详。∞原居于广东韶州府乳源县的饶明达、明远兄弟叔侄8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弃粤来蜀，后定居于仪陇县白果坝(今马鞍区石佛乡)。来川时，同样携有谱，只是由于后来兵燹屡经，不无残缺。四川客家族谱的编修，无论是从原乡带来的，还是定居四川后重新撰修的，一般都面临从清朝开基祖迁川以来从头续起。因此，在对待谱牒的认识上，所有的家族都会把它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非如此就会愧对历代历宗，并被社会视为不孝不忠而受到嘲讽与谴责。如成都东山客家的《黄氏族谱》即载，从来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国有史，则一国之兴衰理乱可考而知；家有谱，则一家之世系源流不烦而辨。斯二者大小有殊，而其为不可无则一也。又民国《李氏古泉新族谱》和《钟氏族谱》也说，族谱之修，人生之大事也。倘前人创之，后人不修之，非孝也。故谱牒者，当为孝子仁人报本之书也。家之有谱，尤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木无根则枝叶不茂，水无源则流派不长。仅此就不难理解，四川客家何以对修谱如此之重视。

过去四川客家热衷于编修族谱的又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用以纯洁血统和确定名分，以维护封建的宗法制和等级制。如此一来，族谱的重点自然摆在了稽本源、明世系、别宗支、正名分、序尊卑等方面，其结构通常仍由图考和文字两大部分组成。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四川客家族谱的基本内容理应包括：谱序、凡例、排行诗、五服图、世系表、先世考、像赞、入川始祖和创业祖行状、祠墓图、祖训族规家法、族产、契据文约、名绩、仕宦、艺文等，内尤以谱序和世系为重中之重。以谱序为例，有的谱牒乃收录了唐宋以来的谱序达20余篇，其中有的据称还出自当时的名家之手，如温彦博、欧阳修、文天祥、朱熹、陆游、王十朋等，虽然有的谱序的真伪尚*****订，然我们却可从中窥见各姓氏和宗族的历代源流以及谱牒的传承续修情况。在世系的追溯上，有不少从受姓始祖开始，直到迄今最后修谱时收录的世系为止。如成都东山林氏，即以商末的比干之子林坚受姓为一世祖，前后延续近三千年，至民国初年最后修谱时己历一百五十余世。类似的还有钟氏和周氏等。另一种则以始迁祖为断，内尤以三段式为常见，其手法为：首段为中原起祖，中段为南国派衍，末段为四川创业。在详略上则略于首，侧重于中，突出于末，较之前者更为可行和可信，且为多数编修者所仿效。但无论采取那一种手法，在世系栏中均需在每个死者名下，详载其生卒年、月、日、时辰，以及配偶、生子、迁徙、葬地等，其问有德、有寿、有名行事业可传于后者，亦不妨附录于后。

过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入谱，譬如：男子少殇者、女子未嫁而殇者、异姓冒继者、庶妇无子者、妻妾非明媒正娶者、继母无出而又嫁者、孕妇随寄外姓为嗣者、过继给舅家为嗣者、悖逆犯乱者、忤逆不孝者、为娼为隶者等。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在这些禁录者中，除部分系出于讨吉和封建伦理道德外，其余大部皆与纯洁血统有关，此再次说明族谱的主要功能在于辨血缘明世系。

从己阅族谱看，四川客家族谱的成谱时间，早可溯至乾隆，如成都市龙泉驿区万兴乡鲤鱼村的《钟氏族谱》、成华区保和乡胜利村的《谢氏族谱》、隆昌县曾仁里支的《曾氏族谱》、粱日升支的《梁氏族谱》、荣昌县李士宦支的《李氏族谱》等，均属乾隆时所修。但大量族谱还是道光至民国时所修。以四川客家研究中心2001年出版的《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为例，在该书收录的27个姓氏的34部族谱中，道光十年(1830)至宣统元年(1909)修成者有l2部(内有3部为近十年来据道光、光绪谱手抄)，民国五年(1916)至三十四年(1945)续修而成者有l7部，余系乾隆、嘉庆时修，由此可见一斑。

四川客家族谱的成谱时问虽总体偏晚，但因其多据原籍老谱修成，据此各谱所叙源流、迁徙、世系及先祖事迹等大多均有所本，也就是说不能因其晚而低估谱牒本身的价值。那么，原籍的老谱又是怎样带人四川的呢?综合各谱之记载，其传人途径和方式主要有：清初填口时随带；安居乐业后派专人返原籍取回；或向原籍族人索要，由原籍派人人川时带来。在版本上，四川客家族谱主要有木刻、手抄和石印本三种，另偶有铅印者。近十余年来，随着民间续修谱牒之风的悄然兴起，除手抄本外，又新增了油印、打印、复印、影印、铅印，但与此相反，木刻和石印本已基本绝迹。

四川客家族谱的传承，具体做法主要有二：一是不断续修，长期以来在四川客家中一直有个不成文之规定，谓之十年小修，六十年大修，尽管各家族在具体执行中并不严格拘泥于此一时限，但在正常情况下数十年间续修一次已成必然，而正是这种不断的小修与大修，才使谱牒的内容不断充实更新和世代绵延传承；其二靠的是广为宣传，因为唯有广传才能久传。所谓广传，系指谱牒修成后各家族乃充分利用族内的重大集会，每年定期向族人进行口头宣讲，让所有听者牢记在心，借此达到强化教育和潜移默化之目的。如此一来，即使族谱毁失，也不致使祖先事迹湮没失传。这一招对于家居农村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尤为管用，调查中得见，一些族中长者之所以至今仍对本家族的历史和字辈十分熟悉，问其缘由答曰皆多归功于此。

有关此一宣讲的具体做法，成都东山的光绪《钟氏族谱》在附讲谱牒条内道得甚明：谱牒之作，原以不忘本、不遗亲为重。然所以不忘、不遗之道，非仔细讲明。......唯每年祭祠墓时，(家)族携带谱牒一卷，人齐候择一声音嘹亮、长于言语者宣讲一遍以为法戒。年年如是，久之潜移默化，合族皆孝子贤孙，岂不幸甚。再者，族长另带一草薄，令各房添注人丁，以便后来增修族谱。足以证之。

各宗族对谱牒的收藏与保护甚为重视。诸如明文规定严禁污损、虫蛀和借给异姓人翻阅等，乃是谱牒得以世代传承的又一重要原因。而正是以上有力措施，方使得一批有价值的族谱历经种种劫难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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