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良明档案： 北京交通大学外语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著名英语教育专家、翻译家。苗族，1943年出生于湖南城步和武冈两县交界处苗汉通婚频繁的小山村。苗族钟氏兄弟三杰之一。1959年武冈鸿基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长沙雅礼中学（今长沙五中）高中部就读。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66年大学本科毕业，适逢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武斗，遂被集体安置到河北唐山渤海滩一野战军农场，从事种植水稻的体力劳动兼接受再教育，两年后自北京、长沙、安江辗转分配到湘、贵、黔边界特大山区通道侗族自治县，先后担任公社干部和农村中学教师，前后10余年。改革开放后，象所有那一时期同龄、同经历的人一样，八仙过海般争取到一个专业岗位。在中南大学（当时为中南工业大学和长沙铁道学院）工作多年。1996年调入北方交通大学（2004年改名为北京交通大学），主持英语专业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科点的建设，担任学术带头人、系主任，《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编委以及其它学术职务。出版专著有：《GRE作文应试教程》、《GRE作文难偏题解析》、《最新GRE高分作文》等多部。教学之余从事翻译和外国文学、文化研究，有较多研究成果。 t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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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岁过后，钟良明自信有若干人生体验。兹将经常向人唠叨的归纳一、二，以与家乡的青年朋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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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谓“自认是土包子、不怕当土包子”。这本是不足与人道的尴尬事，但考虑到当前我国大学校园内讳莫如深的“马加爵现象”，作为大学教师的他，觉得过来人的体验或许有其价值。他是一个土到了家的人：老祖宗生存于湘西南的万山丛中（他记得，两岁时去过一次曾外祖母家，留下的印象就一个字——山，和吵着闹着要抱回家的一只小山羊羔）；外祖母从万山的心脏走到了万山的边缘，母亲则踩到了五陵；但她仍是一介文盲，终生没有“大名”，只能称之为“钟杨氏”；她在将所有儿女养大成人后象蚁虫一般逝去，留下的是一个贻笑大方的“平生愿望”——最好吃上一顿鱼：他两位舅父辛劳一生，1959年在水库的工棚大火中活活烧死，外祖母闻讯后悲极而亡（1962年他前往大学念书时，简单的行李中还有外祖母几年前纳的一双布鞋，和亡母纳的多双鞋垫）。由于兄长们的殷切希望，1953年他被安排到武冈县城读小学。校名“骧龙桥完全小学”，校址是昔时的孔庙，校门外有“文武官员到此下马”的石碑，校门内是两株参天银杏，树间有青石拱桥，桥侧各有巨型方石砌的大石池，其坚不可摧，其深不可测，其用途令人遐想不已，其整体气氛的庄严和肃穆，常令他将它和故宫太和殿前后的高墙深院相比。由于这一方小小神灵的荫庇，由于父亲言必称“京师大学堂”的潜移默化，他便做起了“北大梦”。初中毕业时，适逢省城重点中学在各县招生，于是在1959年进入长沙雅礼中学。雅礼的前身是美国教会学校，是本省“洋味”最浓的学校。他在这里的心得之一是决心学英语，于是北大梦中加进了新内容：到那里学英语去！结果是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以其“贵族味”闻名全国的一个西方语言文学系。无论在雅礼或北大西语系，他都感到了空前的“自惭形秽”：同学们中的佼佼者——聪明伶俐、能言善辩、风度翩翩，而义不乏真才实学者，比比皆是。而他，仅仅一口根深蒂固的方言，就够得上前进道上名副其实一只拦路虎。其它劣势，不胜枚举。几十年过后，他对来自穷乡僻壤的“同病相怜”者们有如下建议： j1O_A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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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敬爱之心境看待同学们中比自己优越的人。 dLbSv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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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自强之毅力证明自身的价值。 m[qW)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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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点都不易做到，其中第一点似乎更难。但细细想来不无道理：不仅降生到穷乡僻壤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就是降生到富贵之邦、繁华之地也属“出生不由己”。在这一意义上，他们都是平等的。这一平等的实质何在？两类人都有其长处和弱点（见他的第二点体验）。钟良明近年从事文化帝国主义批评理论的研究，觉得下面的道理特别适合眼前的议题：在物质文明极大进步、人生物性质的生存已大体不成问题的情况下，个人的“文化命运”便成为一个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中，每个人的文化命运在极大程度上由自己掌握。必然的结果：个人的“文化态度”成了个人文化命运的关键。这一文化态度的优劣，由“外在观”的性质决定。外在观是一文化观念，指的是“对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人和外来事物的态度”。只有两种外在观：积极的外在观和消极的外在观（positive／negative externality）。具有积极外在观的人，对他人，尤其是比自己优越的人，采取积极的态度；积极态度的关键，是以“开放”的心境“吸收”他人利用外来事物中有用的东西，以达成融合或“同化”的效果。 DCKH^J
遗憾的是，有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孩子考入大学、来到城市之后，一方面对自己的过去感到自卑，同时对自己羡慕的人和事物表现出种种不健康的心态，如妒嫉、敌视，乃至心存破坏。这是很不健康、很不正常的心态：既然我们面临的是我们愿意效仿的人、愿意获得的东西，除了心怀敬爱并努力去获取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从文化学的观点看，这是消极外在观的体现。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这是我们所称的“文化冲突”。在当代，文化冲突实质上是陌生人之间的冲突：城里人和乡下人、本地人和外来人、本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圣经》有云：不可压迫陌生人。在西方文化和文学传统中，“陌生人”是新的、外来文化因素的代表。从而这一格言的实质是：对这样的文化千万不能压制，而只能酌情吸收，以期融合和同化人类学上有一著名观点：没有自动的文化进化，也没有自动的文化退化，但有文化的自杀。这是从亿万年的人类史得出的结论。但在“命运即文化命运”的今天，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集团、地域、社会、民族的文化命运，也适用于个人的文化命运。 |_m N:(3
钟良明另一人生体验是：“早期人生的艰苦实乃一种福分。”前面提到，乡里人来到城市时，应“以自强之毅力证明自身的价值”。为此，第一步是要正确对待自己的过去或“传统”。具体做法是：既不可盲目自大，也不可盲目自卑，而要去除该传统的弊端，发扬其优势。山里人、乡里人一项非同小可的优势是少年时代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艰辛。处置好了，这是一笔不小的人生财富——从万山丛中的母亲腹地一步一步走出去的人们，几乎都继承了一份丰厚的遗产。钟良明说，十岁前，他从事过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运动：秋天上山砍柴，春天下塘捞虾，闲时爬树宁丁架骂娘撒野，可谓无所不为。难忘的印象包括偷吃李子时从树上摔下后不省人事、青黄不接时饿得不能动弹。但这样的艰苦往往让人终生受益。比如，他的皮肤受创后愈合能力特别好，原因可能是：少时光脚上山砍柴时，手足被荆棘扎破实乃家常便饭；傍晚回家后，不经任何消毒，任由母亲用缝纫针将扎进肌肉的“刺”剥离出采（俗称“挑刺”）。其次，少时爬过山的人，“腿脚工夫”必然好。2003年北京“非典”期间，已经60岁的他，在需要去75公里外的密云县城办事但又不敢乘坐公交车时，居然踩着自行车就去了。半天后到达，令年轻人羡慕不已。又如，他特别经得起“饿”。现在的年轻人一顿不吃饭饿得慌，他却能24小时吃上一顿饭就能照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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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物质性的遗产。在精神方面，他觉得从祖辈和少时的艰苦中受益更多。俗话说：“身在福中不知福。”但他认为，倘若真染上了“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毛病，离麻烦就不远了：轻则不珍惜现状、该满足时不知足，从而郁郁寡欢、自寻烦恼；重则贪得无厌、终至惹祸上身。但是，当人们对祖辈的艰苦有着刻骨铭心的怀念，并在消化这一怀念的过程中获得宝贵养分时，他们就会凡事仅与祖辈比，只要活得比祖辈强就心满意足。 Zg$RiQ^-{J
人类学有一种说法：在万千种生物中，为什么惟有人这一类东西能够进入文明呢？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人类一特有的道德观：其它动物固然也乐于看到幼兽的成长和进步（如在独立觅食方面的长进），但仅仅以达到自身的水平为止：若超过这一水平，长一辈的野兽们就不能容忍了：但人类则不然——人类不仅乐于看到自己的孩子超过自己，并且以此为乐、为荣，甚至为此不惜牺牲自己。 gX]ewbPDQ
钟良明认为：他是在前辈出自人类学的本能、心甘情愿将自己烧尽后的灰堆里成长起来的。继承了这一本能的人会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人只可与前人比——后人如果超过了前人，就可引为自豪，但不可与后人比；人若与后代比，并事实上超过了儿辈，就不一定是好事；为什么农民的孩子当了小干部会“谢爹谢娘谢天谢地”，而部长的儿子当了局长会怨天尤人、痛心疾首呢？为什么小户人家、中产阶级气象祥和，为什么公侯将相、名门望族多出“不肖子”，甚至家破人亡、满门抄斩呢？其实都有人类学的道理——前者为后代留’下了发展的空间，后者则没有。一言以蔽之，人应努力超越前辈，以达到“上可慰高堂”的境界，以符合人类学的大原则：但可有愧于子孙，即愿意看到自己不如自己的孩子，并为孩子超越自己而高兴、而幸福，而付出一切。 MW|R)gt
由于出生的背景，他自信具备了实践上述人类学原理的优越条件：只要想到母亲是文盲，作为大学毕业生的他就看到了母亲在欢笑；想到前人为一辈子没好好吃上一顿鱼而终生遗憾，就对眼下中国水平的工薪阶层的物质生活相当满足，不复有它求，并看到了先人在为他祝福。另一方面，由于“比下不足”，他觉得这无异于为孩子提供了人好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她们以平常之心、从容之态去走自己的路。 :B~m^5
许多年前，他土头灰脸进入主流文化，并逐渐接受了它。今日，尽管白天说洋话、写洋文，但夜间进入梦乡后他仍看得见湘西南万山丛中的古树，醒时身上的土气犹存。他说：土洋结合是当代文化的大潮；一个土包子如果被完全改造了，那还有什么稀罕？ \: Q)X$6
